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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自觉
    更新时间: 2019-08-27     浏览次数:144

在中国汗牛充栋的史籍中,第一本专门为科学家创作的传记名叫《畴人传》,初稿于1799年。在这本著作里,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了科学的伟大意义。
 

“畴人”原指以天文历法为职业的世家。在这本书里,它隐约成为“科学家”的指称。即使在西方,“科学家”一词也是晚于1840年才由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弗米尔创造,科学工作则比这个身份早得多。阮元用“畴人”一词指称这些人,说明作者意识到科学家是一个工作性质相通的特殊群体。
 

作者阮元出身儒生,通过八股考试而进入朝庭中枢。但是与向来不重视科学的前辈不同,阮元把科学摆在“本”的位置上。他认为“天与星辰之高远也,非数无以效其灵;地域之广轮,非数无以步其极;世事之纠纷也,非数无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谓儒者而可以不知数乎?”。在阮元时代,科学还没有现在这种复杂的分科体系。他所谓的“数”不是指今天的数学,而是指研究过程中对数学工具的使用,实际上是对科学本质的一种解释。
 

阮元据此认为,“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非方枝苟且干禄之具。”这种理解已经远远高于后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阮元生活在乾、嘉、道三朝。当时中西尚未交恶,近代科学可以无阻地进入中国上流社会。《畴人传》不仅记载了张衡、祖冲之、一行、沈括这些中国科学家,也记载了阿基米德、欧几里德、哥白尼、弟谷等一批西方科学家,更有利玛窦、汤若望这些西学东渐的推行者。
 

阮元把他们当成一类人,而不在乎什么东西文化之别。阮元甚至评价说:“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视科学高居于文化差异之上,不分古今中外。他这种思想的水平不仅在当年无出其右,甚至高过今天的很多学者。
 

然而,阮元却没有把巫术占卜者收集其中。在古代,星相数术与迷信很难区分。国家养一群职业观星人,就是要占卜政策吉凶,民间更不会区分两者。而阮元能做此区别,充分体现了他对科学的自觉意识。
 

要想理解《畴人传》,必须知道阮元所属的“朴学”。这个流派又号“考据学”,兴盛于清初,以实证考据为本。他们的考据不仅包括文人式的古籍搜检校正工作,也包括实地考察和研究。其范围不仅是文字,也涉及天算、舆地、名物、兵法、医药、农桑等等。文理无别,知行合一。假设世界上只有中国,朴学再发展一两百年,未尝不能独立地产生科学。
 

而阮元则 是“朴学”儒生中官做得最高的,其职业生涯被称为“三朝元老,九省疆臣”。他利用手中资源进行地质水利调查,进行金石考古,创办书院时更纳入粗浅的科学教育。在科学时代即将光耀中国之前,阮元是最后一位重要的科学探索者。
 

阮元于1849年去世。不久,西方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科学与技术彻底合流。从此,科学技术成为民生事业最基本的动力,中国也不例外。按照“历史从来都是当代史”的规律,今人急需重新评价《畴人传》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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