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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创新”的中国科技体制(一)
    更新时间: 2018-03-02     浏览次数:719

(原文发表于科学网,标题有改动,感谢汪涛老师提供版权,。)
 

作者简介
 

汪涛:独立学者,人类第三次科学革命倡导者,纯科学理论体系创始人。云铝股份(000807)独立董事,浙江宇视科技顾问,上海析易船舶联合创始人,中央民族大学中俄能源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关村长风联盟国际化导师,中国农投会、中关村京港澳青年创新中心等创业导师
曾为中兴通讯(000063)国际市场管理体系的奠基人。
   

著作:《通播网宣言》、《生态社会人口论》、《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实验、测量与科学》、《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即将出版)、《纯电动拯救世界》(即将重新出版)、《科学经济学——看见看不见的手》(即将出版)

微信公众号:纯科学
 

新浪微博@ 汪涛_纯科学

 


 

如果中国科技界不能从“唯SCI打榜是从”的陷阱中超脱出来,建立以“什么是科学”标准为核心的判断和汇聚机制,一切科技创新的美好愿望最终在操作层面都会转变成“严禁创新”的实际结果。艰巨的挑战,同时也正是原创学诞生的机会。

 

大好形势背后的危机

 

看到本文的标题,人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翻开今天的中外媒体,充斥的全是中国科技飞速进步,感觉全是马上要领导世界的架式。就在2018年2月20日一天的《参考消息》报纸上,可以看到三篇描述这个大好形势的文章。

 


 

甚至在军事科技上,中国似乎也在开始碾压美国了。

 


   

在国内主流媒体上类似消息也大量出现。

 


 

2016年中国科技论文数量超越美国开始让中国人信心爆棚。
 

这些成就仅从论文统计数据本身角度来看,客观上确实是不错的。坦率地说,我本人是长期对中国的发展持最乐观态度者。即使在很多年前,我就认为中国无论在经济和科技上都有潜力快速居于世界领导地位,并为此而长期呼吁和付出实际的努力。在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在通信标准上起主导作用的3G移动通信的起步阶段,我就与李进良、丁守谦等知名的权威学者一起强力推进中国主导的TD-SCDMA标准,并成功说服中兴通讯决策者大举进入TD-SCDMA领域,获得极为丰厚的利润。
 

今天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地位与多年前已经完全不同,真正处于从跟随向领先转换的关键时期。但正因如此,一些最深层的问题要格外引起我们的关注。否则,在此关键时刻功亏一篑并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也曾处于与我们今天类似的地位,但在西方国家的大力捧杀下,并没有成功抓住历史机遇,反而在新科技方向的战略判断上一再犯下如第五代计算机计划这样愚蠢的错误。
 

要实现从跟随向领导的转变,无疑需要进行大量最深层次的科技思想变革,改变以往存在的完全不适应创新、更别说是原创的科技体制。但是,在中国科技界根本都还没有明白要进行的这些变革是什么,以创新的要求来看荒唐透顶的机制还根生蒂固大量存在的时侯,我们却开始听到来自西方越来越响亮的如此熟悉的赞扬声。
 

当年日本提出第五代计算机计划的时候,整个西方世界也是一片震耳欲聋的夸赞——“即使这个计划只获得部分成功,也会使日本的科技居于世界领导地位”。这种赞扬明摆着是一种捧杀行为,因为发出这种赞扬的西方国家没有一个去跟随日本这个计划的。哪有一边说好得不得了,一边自己却又躲得远远的道理?

 

中国政府长期大力推动创新却始终摸不着门

 

中国政府一直在大力地鼓励创新,并且这种鼓励的确出于强烈的真实愿望。那怎么可能会在事实上形成“严禁创新”的科技体制呢?就在2018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意见中除了继续倡导科技创新的理念外,还突出了原创性。“突出原始创新,促进融通发展。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定创新自信,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多原创理论,做出更多原创发现。”
 

如果我们仅仅看科技论文的增长数据,甚至代表论文质量的被引用数据,都是像GDP经济增长数据一样强劲。以下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每年发布的中国科技论文最新的主要统计数据。

 


 

 

根据SCI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变化情况。
 

 

2007年至2017年(截至2017年10月)中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205.82万篇,比2016年统计时增加了18.1%;论文共被引用1935.00万次,增加了29.9%,排在世界第2位,比2016年上升2位。中国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虽与世界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增长的速度显著超过其他国家。
 

致命的问题在哪里?
 

这里先要简单说下在中国科技界大名鼎鼎的SCI,它的英文是指Science Citation Index,最初是由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 1925.9.16~2017.2.16)1960年创办的私人性质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推出的引文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国际学术界评价科研能力的重要量化指标,其依据就是其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的引文理论。
 

这个理论简单粗暴,但却很有效,就是以论文被引用的数量分析来作为对一切科研评价的依据。如期刊某一个年份的影响因子就是该期刊近两年发表的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卓越论文”就是被引用次数超过平均值的论文。“热点论文”就是发表后最近2个月被大量引用,且两年内被引用次数排行榜进入本学科前千分之1的论文。
 

你看,科学与娱乐传播是不是也很相像?能否进入SCI以及被引用次数,就是在全球科学家群里进行的“打榜”行为。中国科学界一再教育科研人员要长期甘于寂寞,脚踏实地。有“榜单”作为参考本身并不是主要问题,可是整个中国科技体制近乎于采用与娱乐圈完全一样的“唯打榜是从”游戏规则,你让科研人员怎么淡定得下来?
 

伽罗华发明"群论"50年后才被认可,50年内的影响因子完全为零。越是原创的东西,它的短期影响因子反而会越小,甚至为零,如果只以榜单为科学研究唯一考核标准,中国有哪个科研人员会去搞这种级别的研究?
 

另外,这种考核很显然封锁了一个圈子,只有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才有参与打榜的资格。所以非体制内的人想搞点什么原创明堂的话,要参与打榜都近乎于不可能的事情。
 

ISI经过多次转手,2016年7月11日由汤森露透卖给了加拿大的Onex公司和霸菱亚洲投资基金 (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现在的名字是叫 Clarivate Analytics。这个商业交易在中国科技界还引发了一场震动,因为新东家并不是与科技专业有关联的机构。根据其官网Clarivate Analytics(https://clarivate.com/products/web-of-science/databases/)上的介绍,经过扩展的SCIE(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数据库收集了从1900年到现在的150个学科的超过8850个主要刊物。另外还有社会科学领域的索引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从1900年到现在收集了55个社会科学学科的超过3200个刊物,同时也选择了世界领导性的3500个科技刊物。
 

SCI和SSCI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高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它的地位和价值就如同财务报表对上市企业的地位和价值,以及高考的考分对高中毕业生的价值。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到也没什么,就如同上市公司要定期交财报,而这些财报必须要有资格的会计事务所审核背书。如果中国没有一家合格的事务所,就只能找国外的事务所来审核。
 

找国外的就找国外的吧,只不过是让国外的会计师事务所多赚点审计费而已。可是,如果我们告诉你凡是中国的上市公司赚了钱,利润和税收都必须交给国外,被国外认可了才算合格,你会怎么想?这是不是荒唐透顶!
 

可是,中国科技成果的确就是主要得交给国外才基本算是被认可的。因为SCI数据库中的刊物,到2016年时中国只有185种。就算这185种刊物全部发表的是中国科技人员的论文,简单地以平均每个刊物每年发表的论在200篇估算,发在中国SCI刊物上的论文每年低于4万篇,在2016年的29.06万篇SCI科技论文中占比也就在10%左右。也就是约90%左右最优秀的科技论文都交给了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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