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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创新”的中国科技体制(四)
    更新时间: 2018-03-09     浏览次数:843

如何冲破屏障?

 

要想形成真正具备科技创新的机制从原理上说并不难,问题只在于你能不能让科学本身的逻辑和规则来起作用,而不是权力、功利、传播、人情等等的与科学无直接关系的人为规则和逻辑。后者当然不可能完全回避,但问题是不能让他们起决定性的、甚至唯一的作用。

 

那什么是科学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呢?这个问题的解决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科学也是一种文化,有很多科学的规则是以文化基因和传统形式存在和延续的。什么是文化和传统?就是它有些是在潜意识中,以人们可能都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在起作用的。

 

最早的科学是古希腊科学,近代的科学成熟于英国的科学革命。美国文化基因来自于英国,最初主要的人都是从英国移民过去的。他们有很多对科学的判断可以基于文化和传统,可能连他们自己都不是完全说得清楚是如何做出判断的。必须客观地看到,中国历史上缺乏科学的理性传统,不要以为中国科技部、教育部、大量中国顶尖的高校不想自己判断,真的不是想不想的问题。

 

那么在国外是如何做的呢?他们有很多是通过专家的个人推荐进行判断的。连学校对学生的录取也大量依赖个人推荐的方式。这种个人推荐能够起判断的标准作用,显然就是承认这些个人具有了判断标准的地位,并且它们是无法用其他形式化的方法来固化的。否则的话就不用依赖这种“人治”方式了。这种方法要有效,前提就是这些个人头脑中存在着这些判断标准,并且是以一种文化和传统的默认方式真正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你在中国也搞专家推荐就会完全走样。在中国高考中也曾尝试采用中学权威老师推荐的方法,可是一方面是他们头脑中普遍缺乏这种文化和传统的基因,另一方面在中国太大的人情关也难以越过。你推荐谁不推荐谁,搞不好会得罪人。最后专家推荐全都异化成还是看考试分数甚至就只是高考分数。如果两种标准是完全“等价”甚至就是“等同”的,那专家推荐等于什么意义也没有,纯属多余。

 

SCI、EI发的论文就靠得住吗?在娱乐圈打榜要靠实力,同时也是有技巧的,别以为科技界就与娱乐圈能绝对不同。但凡是有明确指标的东西,中国人都能有极聪明的办法造数据去迎合或绕开规则。在很多SCI论文被撤消的案例中,属于中国人发的论文占绝对多数。“论文被引用数量”,这种数据造起来困难吗?发动圈中好友们多引用一下不就得了。只要你能想得出来的评价指标,中国人就能想得出办法污染它的真实性。

 

国外专家的头脑中怎么就会有这种可信赖的科学判断标准呢?这就像中国人头脑中的儒家文化传统一样,尽管我们经常在反思儒家传统文化不利的方面,可是真到做事情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还是按那一套在搞。我们表面上看西方国家的学者们经常在反思理性文化,在突破“传统思维”,其实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还是深陷在那一套思维方式中。

 

这是不是有些让中国人绝望,没办法了?当然不是,挑战同时也会是机遇。如果我们缺乏这一套深入西方学者骨髓的传统和文化基因,那就得想办法更深入地研究,把深藏在西方学者头脑中、潜意识、基因里真正起作用的“科学精神”“理性传统”“科学文化”等全都彻底搞清楚,变成形式化的、可操作的东西。

科学判断的标准

理解了以上这些,就会明白我所写的《实验、测量与科学》一书的初衷是什么了。这本书解决的就是科学判断的标准问题,是把存在于西方学者头脑里连他们自己也不是完全说得清楚的科学精神、理性传统和文化,变成形式化的、可操作的标准。简单来说,科学就是两大工具:数学与测量,加上一个原则:以牛顿力学为核心的还原。西方学者有大量反思牛顿力学传统束缚的说法,你千万别只看这些表面的东西。他们不断去反思和批判的可能正是中国学者们极度缺乏的东西。要搞清楚他们真正行为方式里实际采纳的标准是什么,而不止是他们嘴上在说什么。这是我为什么谈了很多牛顿力学问题的原因所在。数学和逻辑是科学界普遍理解和认同的,而代表近代科学的测量和实验虽然谈得人(包括有史以来所有西方学者)实在是太多,但却很少学者系统地研究过。因为在我之前,没有一个是专业测量学出身的人在研究这个问题。《实验、测量与科学》这本书主要是系统地讨论测量与科学关系的。我很自信这是科学史上系统研究这个最基本关系的第一本著作。这个基本的逻辑并不复杂,任何一位科学家都应该明白。

有很多权威学者,如推荐这本书的中国高性能船舶领域的学术泰斗恽良等,强烈建议我把相应的成果翻译成英文发到国外去,并愿意利用他在国外的个人学术影响力提供帮助。我也曾考虑过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著作在国外会很快引起强烈的震动。但如果那样的话,又是一次先被国外认可,再回到国内被盲目认可的糟心故事。我想充分地给中国科学界一次机会,锻炼一下中国人自己的判断能力,实在看不明白时我再发到国外也不迟(很欣慰中国学者们看明白这本书的已经越来越多)。为什么说这个著作在国外肯定会很快引起强烈的震动?因为西方学者会很容易看明白它是科学历史上第三次做这个工作的。第一次是亚里斯多德与欧几里德做的,第二次是牛顿和培根做的。这是人类科学史上第三次系统地重建科学的标准。它在科学上的地位相当于在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培根的《新工具》等发展线索基础上写的《第三代工具论》,做这种工作的机会本来也就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会有一次。简单粗暴点说,如果没有系统研究过这本书,就别指望中国的科技创新会有真正实质性的进展。如果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中国学者,要真正具备科学的精神和素养很难,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这一本书是把这个问题真正谈清楚了的。

过去的中国科技界真的不是太需要按“什么是科学”来考虑问题,只要按什么是SCI、EI里的东西来考虑问题就足够了。即使简单地把别人的东西再完全重复搞一遍也是很好的。但在今天,不仅不能再按SCI里有什么来考虑问题,而且必须以“什么是科学”为标准来搞SCI里没有的东西。中国第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诺奖获得者屠呦呦一篇SCI论文也没发过。该明白SCI对中国科技未来的发展价值有多大了吗?

现在,有很多中国的学者极力想搞原创,他们也把自己做的工作推荐给我看。从愿望上说我很赞赏他们努力进行原创的理想,但遗憾的是,很容易就会发现其距离真正的科学所缺少的东西是什么。科学的原创并不是我们所以为的漫无边际的灵感迸发,而是在严格遵从一些最基本的科学原则(那些原则肯定不是SCI等外在的榜单指标)前提下的规范行为。坦率地说,如果没认真看完《实验、测量与科学》这本书的中国学者就想去搞原创,不能说100%,但至少99.99%以上的可能性搞出来的是民科。如果读者要认为我是在推销自己的书也可以,但你去问问看过这本书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学专业的人就会知道,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这一本书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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